从后来各督抚的感受看，清末新政耗费最多的，就是学务和警务。按当年的规则，高层级的学校和较大城市的巡警，是政府办理的；但大量的基层办学和乡村巡警，则是典型的官绅合办，主要经费出自民间。可到底出在谁身上，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新学堂是最先开办的新政，开始筹款还相对容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会”、“社”、“馆”、“所”，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费”、“公款”（晚清的“公”在官与私之间，不是今天所说的“公款”），大致可以从中募到办新学的钱。但各种会、社、馆、所的积款总数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于是款的来源就逐渐转向相对富有的绅，并进而转向一般的民。
当时小政府的政治伦理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政府至少在理念上还坚持着“官不经手”的原则，不直接干预民间经费的处理。[1]但随着那些能够即刻征用的表面公产逐渐枯竭，政府中人也开始以新思维考虑新手段，即“调查”民间的公产。还在1906年，中央政府有人上书，主张地方自治不能空谈，应落实在行动上，办理“公益事业”。但这就牵涉到经费。此人的建议是在各州县“设立公产调查局，由各该州县选举公正绅商数人，充作局董，禀由地方官给予照会，调查本邑公产若干，作为兴办公益之用”。据说“政府诸公多然其说。惟某中堂深恐滋扰，遂未解决”而搁置。[2]
从这位部员的观念中，很能看到政府需要“作为”的压力。尽管其拟议的仍是官绅合办的模式，经费的目标则是非常明确的，即民间的公产。类似的主张最后终于付诸行动，到1909年，新颁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明确规定，城镇乡的自治经费，首先以“本地方公款公产”充之。[3]度支部不久发出了关于清查公款公产的咨文，江苏省咨议局在年底通过了巡抚交议的《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4]这一执行方案成为其他地方摹仿的样板。[5]在此从观念到行为的进展中，原来拟议的“调查”已为“清查”所取代，更加直截了当（但各地公文中仍时见“调查”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