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论在什么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国家机器本有一种扩张的自主性，若不从观念和制度上有所约束，其扩张往往直指民间。首当其冲的，正是今日所谓“社会”。杜亚泉在1911年初指出：“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1]他以新的术语重申了民富国安的传统思路，特别是指出了“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实深有所见。这样的睿见，在当时或有些超前，此后也很少引起注意。
胡思敬在1910年便指责说，国家直接插手社会事务，严重损毁了社会的活力。在“新政未兴之前，民间相率敛钱，以成义举”。从孤寡废疾到水旱盗贼，以至桥梁道路，舍药施茶，“莫不有会”。教育有机构，诉讼也有相应的调节机制。“盖不必张树地方自治之帜，摇炫四方耳目，而各府州县隐然具一自治之规。自新政大行，民气日嚣，渐藐官长，何论族邻！公产尽为豪强吞并，一切义举，刬破无遗。而地方自治之基坏矣！”[2]胡氏以不喜欢新政著称，但其观察并非无因而至。新型地方自治的倡行，却毁坏了既存地方自治的基础，真是一个吊诡意味（paradoxical）十足的结果。
新的“地方自治”乃是“筹备立宪”的要项，也正是在自治的推进中，时人感觉到了新体制的冲击。当时度支部曾通饬各地，自治不得动用官款，否则与自治之义不符。孟森则以为，所谓官款，并非“官之自款”，而是取自民间，不说是“民款”，也应视为“国款”。乃“不曰国家之款，而曰官款”，正表现出“官之目无国家”。当时地方办理的“自治”，如学校、警察、卫生、水利、交通，以及议事、行政、清查户口、试行选举等，若皆非国家之事，则国事何在？由于过去以官治国出了问题，人民“不忍国家之断送于官，起而求治”，故自治亦治国。则“以国家之款，济国家之治”，于义有何不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