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此趋势发展，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新”也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1]极具象征意义。
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
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2]
随着科举的废除和辛亥革命后民国代清，趋新又有进一层的社会含义：
新中国处今新世界中，其未来之新事业、新功名，足以空古今而震寰宇者，有如矿产，随在皆是。所须惟确有新知识新能力之新人物耳。[3]
短短两句话，用了七个“新”字，足见“新”的横扫一切之势。更重要的是这里透露出的社会消息：如果不是有新知识新能力的新人物，便不可能开采“空古今而震寰宇”的新功名新事业的矿产。既然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也唯新是尚，“新”的至高无上地位已从精神到物质，稳稳地扎根在中国社会了。如果说对“新”的崇拜此时已形成，大约不为过。从那时起，这一趋向更逐渐深入人心，已达下意识层面，余英时先生注意到：“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