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悌伦译 刘小枫校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三。——编注
由国家统计确定的人口出生数的下降非常严重；面带忧国神情来看待这一下降的各界人士不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这种下降看作劳工阶级地位提高、富裕程度上升的可喜标志；他们的看法与对女性运动赢得的精神持否定态度的那些集团一致；这些集团在女性运动的精神中看到的是“家庭妇女和母亲是女人的正当职业”这一观念的崩溃。这种态度似乎有一种内在的根据：迄今的女性运动日益强烈地（直至要求女性参政的极端情况）追求的女性类型，根本否弃了那种与伟大的民族性国民目的相应的出生机遇和繁殖机遇。那种有女性气质、肉感和心理感的女人惯靠女性魅力来吸引男人，只要这种男人看重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女性魅力的话；另有一种女人则展示出一种就生物学上的合目的性而言巨大的、健康的、时间上早熟的生产外形（骨盆宽度、娴静能力、性感等）。除个别例外，参与女性运动的女性已比上述两类女人扮演更多的角色。
人们对此强调：积极参与女性运动的女人首先是那些从事赢利活动的女人的代言人，而从事赢利活动的女人靠这种活动已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在她们丈夫的世界里很少被迫接受家庭的物质利益观点和“大多同样指向这些利益的”权威的影响，因此，她们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依从“自己的心愿”甚至提出一种注重质量价值的生育观；倘若仅看到这些，那么，就还有多种因素被忽略了。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给女人提供的位置的压力，又由于要与男人竞争本由男人干的职业，女人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使得经济上更为独立的女人想更多地“依从自己的心愿”并未得到保障，那种在选择男人时不打算再找强男人以使自己成为一位经济上独立之女人的动机，也并未有所保障；因此，竞争的努力多半会压制**动机。这种整个生活观不断增长的算计性才在当今的经济制度中为女人在竞争奋斗中的成功提供了保障，而竞争奋斗才会给她们带来经济上的独立性。然而，生活观的算计性大多已经在选择男人时表现出来了，因为，为获得她们所想望的地位，她们习惯于服侍男人。无数的事实表明，女人进入主动性经济生活的第一步毕竟与一种男人保护伞的可憎现象连在一起；在这顶保护伞的移交过程中，从女人方面讲，权威需求和**动机在利害考虑的引导下共同发生作用，从男人方面讲，具体的事业需要与多半为最低层的性动机在痛苦不堪的和睦中共同发生作用。但是，倘若出现女人决定婚姻的情形，更富于心计的女人才会确实忠于在经济上引导她向上的观念。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这种能力不强、男子气不足的男人不会提供有利于后代繁殖的可观前景。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统计资料所给予的结论，都未表明那种所期望的结果正在出现。根据统计资料，在女人从事男人职业活动的情况下，从事赢利活动的女人对婚生孩子和非婚生孩子所作的贡献只是逐渐消失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那本来就是完全基于男人价值和理念的工业制度在对女性劳力提出要求，而按此要求所固有的质量和数量，在为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天生相对具有男子气的女性个体类型比纯女性类型显得有利和优越。有这类女人，她们的思想连续性和劳动连续性很少会因一种强烈的后代生殖欲、**感、**理念和幻想、怀孕和哺育、**上的操心和母性牵挂而被打断和分心；若深入地考察，她们在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第二性征也无须鲜明地表露出来。就同样的原有财产关系和同样的阶级属性而言，无论在进入当代文明的经济劳动机制方面，还是在已进入这一机制而需持久地挺下去并取得经济成绩方面，这类女人都具有一种远为广阔的前景。这样一来，出现不结婚和不生孩子的现象显著增加或婚内婚外的出生率显著下降的情形，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在我们的工业制度中的选择力具有挑选的权力。已超过这一权力的女人，以及那些因就工业的劳动需求而言“不能干”而遭抛弃的女性类型，之所以在优生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大多不太有分量，原因就在于她们因自己的女性特点而在那种劳动需求上是“不能干的”，因而处于危险境地，就是说，她们有陷落（常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到形形式式的卖**的过渡阶段和方式中去的危险。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动制度具有双重倾向；这一双重倾向赢得自己的现实表达，并产生了有害的后果，这种后果即为我们加以比较的诸社会均显出工业主义的特征。伍德拉夫（G.E.Woodruff）恰切地强调：美国和英国女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强烈的道德观和古板正经并非以女性的伦理地位的提高为前提，多数情形是：高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本身对劳动的需求使本来更多受爱情和温情触感的心灵转向由于卖**和随之出现的疾病而日益加剧的自我解体，由此，纯洁的女性类型在遗传上也日益被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