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取向是以述谓的方式理解同时代人的纯粹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根据他的各种类型性特征来理解他的纯粹的形式。因此，虽然各种具有他们取向的活动，都以意向性的方式指向另一个被设想成像自己那样同时存在的人，但是，这样的设想却是以某种理想类型为依据的。而且，正像就汝取向和我们关系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就他们取向而言，我们也可以谈论各不相同的具体化阶段和实现阶段。
为了把我们关系的这些各不相同的具体化阶段相互区别开来，我们把对直接经验的封闭程度当作我们的标准而确立起来。我们是不能在他们取向方面来运用这种标准的。其原因在于，后者按照定义来看与直接经验的距离要更远一些，因而作为其对象而存在的他人的自我也相应地具有更高程度的匿名性。
我们现在当作被我们用来区分在他们取向方面出现的、各不相同的具体化层次和实现层次的标准而提出来的，恰恰就是这种匿名性程度。在他们取向方面得到运用的个人理想类型的匿名程度越高，这种运用由各种客观的意义脉络来构成，而不是由各种主观的意义脉络来构成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我们将会看到的，各种预先给定的、层次较低的个人理想类型和客观的意义脉络也就越多（这里的后者也同样是被从这种他们取向的其他具体化阶段之中推导出来的）。
让我们澄清一下，我们通过同时代人的世界之中的理想类型的匿名性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纯粹的汝取向是由有关另一个人的存在的、单纯的觉察构成的，因而它并没有涉及与这个人的各种特征有关的任何问题。另一方面，纯粹的他们取向则是建立在有关这些以某种类型的形式存在的特征的预设前提基础之上的。由于这些特征都确实具有类型性，所以，它们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可以被反复预设的。当然，无论我什么时候设定了这些具有类型性的特征，我都假定它们现在是存在的，抑或是曾经存在过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把它们当作一个特定的、处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人所具有的特征来考虑的。因此，同时代人的变形自我从下列意义上来说是匿名性的，即它的存在只不过是对某种类型的个体化而已，而这样的个体化也仅仅是可以假定的，抑或仅仅是可能的而已。既然我的同时代人的存在始终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我所进行的，与他进行联系或者对他施加影响的任何一种尝试都会功亏一篑——当然，我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