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人格理想方面，孟子同样与孔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孔子所描画的人格境界基本上是一种君子人格：彬彬有礼、谦恭平和、从容中道，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圣人境界，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舜这样的人也还有所不足，更遑论他人了。在孟子这里成圣成贤的信心似乎远比孔子充足。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如果说孔子追求的人格境界还主要是有良好道德修养即遵循礼教的君子，那么，孟子所追求的则主要是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所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表达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所谓“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也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武精神。显然，孟子的人格理想少了一点“文质彬彬”，多了一点雄豪刚猛。
第二，在人格修养的功夫上，孔子注重诗书礼乐与文行忠信的教育，强调由外而内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所谓“切问而近思”与“下学而上达”；孟子则强调存心养性的自我修习、自我提升的过程，亦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如果说“礼”在孔子那里还是最主要的行为准则，那么到了孟子的价值观念系统中，“礼”已经不再处于核心的位置了。相反，倒是在孔子那里“不可得而闻”的“心”与“性”成了孟子学说中的核心范畴。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是最关注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的思想家了。在他看来，“心”不仅是能思之主体，而且是最终的决断者：一个人究竟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完全取决于“心”的自由选择。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9]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表述，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人具有得之于天的先验道德理性，它构成心灵的潜意识。一个人如果自觉地发掘培育这种道德潜意识，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反之，如果他一味为感官的欲望所牵引，其先验的道德理性就会被遮蔽，他就会沦为低级趣味的人。但是道德理性不会自己培育自己，它同样是被选择的对象。这就需要有一个选择的主体做出最终的决定，这就是“心”。“心”依据什么来做出最终的选择呢？这是孟子未能解决，也是后世历代儒家思想家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解释。联系思孟学派以及宋儒的观点，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有一种特殊的人能够自己感觉到先验的道德理性并予以培育，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20]《中庸》也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21]这就是说，圣人不用选择就可以按照先验道德理性行事，常人则需要做出选择然后努力去做方可，也就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那么常人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避免物欲的遮蔽呢？当然是靠榜样的力量，也就是向圣人学习。这就是宋儒津津乐道的“作圣之功”。而圣人的意义也就在于主动地启发常人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就是“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这样一来，由于设定了“圣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儒家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如果说在孔子的话语系统中圣人是那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伟大君主，那么，到了思孟学派这里圣人实际上就成了一个逻辑起点，即整个存心养性、完成人格过程的“第一推动者”。所以，从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圣人实际上就是最高的“立法者”，也就是儒家士人思想家自我神圣化的产物，本质上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如果说“道”是士人阶层价值体系的最高体现，那么，“圣人”就是他们人格理想的最高体现，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士人阶层干预社会、实施权力运作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