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与君权的关系作为参照来检验诸子之学，我们会看到如下情形：老庄之学是完全的拒斥，没有丝毫妥协余地。法家和纵横家是绝对的趋近，挥之而不去。唯有儒墨之学采取有条件的妥协态度：接受我的观点，我就为你服务。所以从超越君权的权威性来看，道家最为彻底，儒家和墨家次之，法家与纵横家则毫无超越性可言。如果我们将超越君权看作乌托邦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只有道家、儒家、墨家可以代表先秦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如果我们将超越物质性的现实权力并追求某种纯精神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诗性特征的标志，则也只有道家与儒家具有这种特征。因为墨家虽然超越现实的君权，向往一种“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乌托邦，但是这个学派却并不呼唤纯粹的精神价值，而是宣扬一种农民式的实用主义：凡是与人的生命存在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类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一种有超越性却没有诗性的文化观念。这样一来，具有诗性特征的文化话语系统就只剩下儒道两家了。这里有必要指明的是：究竟什么是“诗性”？按照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的观点，人类早期的一切意识活动都可以说是“诗性”的。就是说，那种前逻辑的、原始思维的、以想象和移情为主的、具象的、巫术性的、神话的意识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诗性智慧”。维柯认为诗的材料，或者诗所言说的东西都是“可信的不可能”。[1]我们在这里采用“诗性”这个概念只是借用，不完全取维柯原意。简单说来，我们用“诗性”来指称一种学术话语中所蕴含的那种浪漫的、超越现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满足着人们某种精神需求的特征。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儒家学说的诗性特征。
一、儒学的诗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