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这近八百年的历史中渐次产生，并被广泛使用着。其使用范围之广，所起作用之大，恐怕后代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都无法比拟。但诗的功能究竟如何？这既是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又是个话语建构问题。作为历史实际，诗的确曾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这种功能由于具体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话语的建构，诗的功能又是一种叙事的产物，或者说是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后世论者不察，往往将诗实际的历史功能与儒家的叙事所赋予的话语功能混为一谈。这里我们即从分析孟子的一段话入手来从一个侧面考察一下诗的这种双重功能的情况。
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何谓？
《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对于这段话，历来注者，其说不一。赵岐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1]朱熹注云：“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2]赵言“诗亡”指“颂声不作”，朱言乃指“雅亡”，均非确当之论。道理很简单：孟子是说“诗”亡，而非说“颂”亡或“雅”亡。然赵、朱之论，亦渊源有自。观赵岐之意，是说颂美之诗只能产生于太平之世，到了衰世，就只能产生《春秋》这样的“拨乱”之作了。但赵岐以“颂声”代“诗”，这显然不能反映“诗三百”产生的实际情况。其说盖出于诗序的“变风”“变雅”说。《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3]郑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