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狱起于顺治十八年，定谳在康熙二年秋。关于其始末，文献多有记述。汪曰桢所纂《南浔镇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就汇集了大量有关文献，其中《费恭庵日记》记述此案尤详。用了今人的说法，日记作者费氏接近案发“现场”，较为知情。该日记的确展现了与事件有关的人事的无穷曲折，一桩大案酿成的详细过程。
“庄氏史狱”又作“湖州史狱”、“湖州庄氏史狱”、“湖州逆书案”、“庄氏史案”。死于此狱的有七十余人，另有百余人遣戍。由今人的眼光看去，此案最荒唐、最可惨可笑之处，是对搜捕对象的不加甄别，处罚的苛酷不情：不但罪及刻工、书贩，且罪及购书、藏书者。据涉案的陆圻的女儿陆莘行所撰《老父云游始末》，“凡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该篇收入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1981年3月上海古籍书店据旧抄本影印）。〔1〕《费恭庵日记》则说，案发后就缚的，“尚有来拜年亲戚及邻舍来看者”。书贾陆某“方嫁女，妇女杂集，质明祸发，悉就缚”。关于“庄氏史狱”中家属的牵连拘押，尤其陆圻、查继佐、范骧诸家羁押中的情状，以陆莘行所撰文字，记述最详。如“男子发按察使监，狱卒分给铁链”，“女子发羁候所”（后均发羁候所）；仅查、陆、范三姓，被逮者就有一百七十六人。
刻工、书贩不论，对那些偶尔出现在现场的戚友邻人、围观者，这实在是飞来横祸，又有谁能为他们申冤昭雪？知名人士则不同。明末社局中的陆圻、查继佐不论，即使较他们年轻的吴炎、潘柽章，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也应当说，关于这种敏感事件，上述涉案人物，仍然是相对安全的话题。
吴炎、潘柽章作为青年才俊，虽不及陆圻、查继佐的声名显赫，却因了当时两个最负盛名的人物的揄扬，而备受记述者的同情与惋惜。钱谦益与顾炎武虽不相能，却不妨碍他们各以其方式鼓励、支持两个年轻人已然开始却未及完成的事业，即为故明写史。钱、顾一致认为吴、潘堪此重任。而且我注意到，无论钱还是顾，对于吴、潘，所持均非长辈对晚辈的提携态度，而两个年轻人对此也像是很坦然。曾以国史自任的钱谦益，将完成这一任务的希望寄托于晚辈，想必既心有不甘，又不无欣慰。而吴、潘之死的酷烈，则一定令顾炎武备受折磨，尽管他的那篇怀念吴、潘的文字，保持了一贯的节制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