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知道你在讨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流动。这真是个好题目，在我看来，大有开发的余地。我曾做过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但对“流动”只是因所研究的作家而略有触及。真希望年轻学人能在大的视野中处理这个题目。
我对人的流动也有兴趣，关于明中叶以降知识人讲学和“党社运动”中的流动，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游走与播迁”；正在处理的，还有与清初“流人”有关的课题。对你的研究计划有兴趣，还因为我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项学术工作中，涉及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我想这一部分文献也一定是你的研究所需要的。
我早已注意到，为了校正以往偏重时间一维，空间维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时间思维”不可能被“取代”，但我们的确对空间维度忽视已久。无论你所研究的四十年代知识人向“大后方”的流动，还是我所处理的明清之际知识人的游走播迁，都提示着空间、地域的重要性，有关的理论资源对我们想必有适用性。利用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深厚积累，这种跨界的探寻，也会有助于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
考察大事件中人的命运，“流动”或许是一种值得进入的情境。经由具体人的流动——无论这个人是作家、学人，其他知识人，或普通民众——有可能涉及历史的复杂面向。作为对象的，既可以是流动中的人，流动中的文学写作，也一定会涉及被写入了文学的“流动”，比如地理空间的变动如何作用于人物。关于那一时期，我曾经作为对象的，有所谓的“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中端木蕻良或许是闯关东的移民后代，对大迁徙有着深刻的家族记忆。他的《科尔沁旗草原》写山东农民的闯关东，《大江》写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大踏步行走，都极力营造动**的气氛，不惜将行进中的人物放大：巨大的人，巨大的步幅、跨度。端木的那些文字过于粗放，像是大写意。《大江》算不上好小说，但你不难知道作者的雄心。让自己的人物巨人般地走来走去，纵横千里地经历“抗战人生”，是很好的“创意”，只不过作者力有未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