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格雷[1]在《墓园挽歌》里抓住了文学成就和公众认可难以传世的残酷性：“万千的宝石，纯美的光泽，平静/深不可测的大洋，神秘的黑暗，承载/万千的花朵，姹紫嫣红，无人观赏/幽香四溢，空中荒漠，枉自飘**。”（1751）
大约二百二十年以后，在网上革命的前夕，约瑟夫·阿加西[2]对他潜在的读者说：“在编辑同意发表我的东西之前，在我的编辑得到出版商同意出版之前，我无法和你们交流。”（Agassi，1982，p.239）这段话找准了互联网之前每一位作者面对的障碍。除了亲朋好友之外，除了几份手抄本能够流传的范围之外，如果他想把作品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他就必然要遭遇这样的障碍。因为打破这个面对面的圈子，他需要传播过程中另一方的合作。这另一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其任务是以充足的数量复制和发行作品。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作者的作品必须要得到起关键作用的第二方的批准。否则就只有冒险在格雷《墓园挽歌》中所写的万神殿里，了此一生，成为“一位不能放声歌唱、默默无闻的弥尔顿。”[3]
也许，我觉得阿加西“心的呐喊”特别动人，因为我是他的编辑，他需要得到我的同意才能发表那篇文章。[4]不过，我自己也写东西，所以我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从那个角度描写的沮丧情绪。我还知道，由于要得到出版商的同意，受到危害的可能就远远不只是作者的血压了。我知道，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差一点胎死腹中，因为他的“美国朋友……征求一位著名的权威的意见时，这位权威的决定，这本书中的内容对亚里士多德不敬……因此不适合送出版商出版。”（Popper，1974，p.95）可是，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捍卫自由的，振聋发聩，就像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样。由于贡布里希[5]和哈耶克[6]的即时干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才得以出版。阿加西给我赐稿时，我正在编辑波普尔的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