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联合教育公司。1985年，我和妻子创办的这个教育公司，与知名学府合作，在网上完成研究生教育。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越来越少，我们的公司很适合这个世界的教育。（见第七章）我们的教务几乎百分之百是在网上完成的。早先是用凯普洛CP/M型的个人电脑，后来是用DOS型的电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调制解调器把电脑和电话线连接起来。办公室之外的唯一教务，就是和必须见面的院系主任偶尔会晤一下。在数字时代的初期，联合教育公司还提供了一本家庭办公室的教材。情况是这样的……
1985年秋季，公司开办起来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一共只招了12个学生。一个完全在新加坡的家里学习，一个在东京的办公室里学习，另外几个在纽约之外的各个地方学习。（我们公司的总部在纽约，我们的合作伙伴“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总部也在纽约。）我们深信，网络教育经济上是行得通的。第二年春天，注册学生人数已经超过50个。很快，虽然我已经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享受到终身教职的待遇，我还是辞去了副教授职位。该校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只隔着哈德孙河，十分钟车程。我把正在添丁加口的这个家的生活来源都押到联合教育公司上了。
此前三年，我已经谋到一个利益丰厚的终身教职。而且我的妻子已经是史密斯-斯特瑙保险公司的销售经理，该公司就在曼哈顿闹市区。1983年秋，我们用过的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是电话。我们的“文字处理机”是IBM的字球式二型电动打字机。我们没有孩子。可是这一切即将改变。
我的儿子西蒙生于1983年11月。蒂娜的产假请得比较长，原来准备再回去上班。但是，数字革命很快就提供了其他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工作不会与她带孩子的时间产生矛盾。1984年6月，我用我的第一台电脑伏案工作，用调制解调器链接到新泽西技术学院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IES）上。我开始备课，准备9月给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开一门网上课程（见第九章）。接通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认识到了网上学术交流的价值。我给《自主学习的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的作者温内尔（Langdon Winner）发出一封电子邮件。他的名字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住在纽约）。9月，网上教书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到了网络教育的价值。到年底的时候，我向社会研究新学院（1984年名叫“网上新学校”）提出一份网络教育计划。1985年1月，它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联合教育公司就起步奔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