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社会结构改造是否可取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不利因素。
被家庭办公室抹掉的工作和游戏之间的界限，又具备什么好处呢？
任何预定的日程，或者说不能随意更改的界限，都有一个长处。它使我们不必每次工作都去重新分割时间。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中，我们不必思考或注意就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必须工作。当然，我们可以接一个私人电话，但只有最新奇的事才能把我们从工作中完全拖出来。与此相似，虽然在家里也可能接到工作电话，工作电话也可能侵犯家庭和个人的时间，但是我们身处办公室时就敢肯定，一旦回家后，我们可以把注意力用在家务和私事上，没有人与我们争夺时间。
关键是一种强制的分割：在离开家的办公室里工作给我们信息上的安全感，反过来也是这样，在离开办公室的家里工作时，我们同样拥有信息上的安全感。家庭办公室给我们这样的安全感，而且它把安全感放在我们的股掌之中，放在我们时时刻刻的选择之中，而不是放在预定的日程之中。不过，生活就是这样，随机应变的选择有时是难以贯彻执行的。
西蒙和莫莉慢慢长大。许多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大声吼叫：“小声一点好吗？我要干活！”你在网上冲浪时，肩上骑一个6个月的孩子，膝头上放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比赶一个10岁的孩子去参加生日派对要容易得多。
家务和工作难以磨合，两者都有所损失。与家人共享的时间受到工作的侵害，家务的插入反过来又损害了工作。
那么，家庭办公室之利大于弊，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答案可能要在家务和工作的性质里去找。从家庭办公室的角度来看问题，幼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他们既需要父母最大限度的直接照顾，同时又最容易纳入家庭办公室的工作日程。至少对我而言，搞创作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上电脑，只要不睡觉的时候都需要电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有灵感，也不知道原来准备的一小时工作，会变为成果丰硕的一天，我居然写出了8000词。遇到这样的“劳作”（我加了引号，因为写作顺利真是无比的乐趣），其他使我出门或使我离开电脑的工作，都具有破坏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带着幼儿的作家，是在家里工作的理想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