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的形变过程》（1977），是工作和乐趣的杂烩，名副其实。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在度蜜月时完成的。我用的是一台史密斯-克罗拉牌手提式打字机，当时住在旅店里。文章是为了到纽约大学读“媒介环境学”的博士而准备的（三年后，我在此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篇文章成了我最受欢迎的学术论文，重印了四次（详见Levinson，1997b）。只有我的科幻小说获得的重印率——我只写过一本科幻小说——才接近这个水平（详见Levinson，1995a）。
正如麦克卢汉的著作一样，我写《玩具、镜子和艺术》时，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个人电脑的革命。不过，它确实提到了《纽约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新的自己动手热：电脑》（“The latest do-it-yourself fetish：computers”，Keepnews，1976）。我是这样说的：“据报，家用电脑‘星火燎原’，多半是进入‘技术崇拜者’的家庭里，他们玩各种图像游戏和动脑筋的游戏”（Levinson，1997b，p.164）。
实际上，《玩具、镜子和艺术》有这样一个主题：媒介以招摇的姿态进入社会时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显身的。它们多半是一种小玩意。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什么工作。1881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奥顿（William Orton）劝他运气不佳的朋友昌西·迪普（Chauncy Depew），叫他不要收购贝尔电话公司1/6的股票，虽然贝尔的报价只有区区一万美元，且收购者终身拥有股权。因为奥顿认为，刚发明的“电话是一种玩具”，它没有“商业开发的可能性”.（见Hogarth，1926）布鲁克斯（John Brooks）认为，电话在英国的使用耽误了十年，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科学玩具”（Brooks，1976，p.92）。当然，奥顿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有所不知，电话的玩赏性本身就使它有利可图，使它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利用。我们玩耍的东西使我们快乐，这就使它能成就了不起的商业效益。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电话拥有量已经大大超过电报的拥有量，其比例是50∶1（Gibson，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