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张威罢职后不久就死于利州；一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再过一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时间较长，宋理宗时，他还在蜀口负责防御，当时侍御史李鸣复在轮对中提到了程信。[45]所以，立于嘉定十三年（1220）的生祠估计很快就没了香火，《鼎勋堂记》也随之湮没。通过对这一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当时蜀口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
（1）《鼎勋堂记》涉及或间接涉及的四个人物，除安丙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南宋川陕武将、官员中的“二、三线人物”，但就是这一级别的人物，在蜀口同样有生祠，这反映了蜀口作为军事特区的一些特点。军队将佐对当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响巨大，而县令作为最基层的亲民官一方面要抚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上方为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物资人力调发，他必须在这两方面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县县令郭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仔细阅读这块颂德碑，尤其着眼于歌颂三人的爱民保民：“民以辑宁”“百姓便安”“始终吾民，仁厚一心”等。这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有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愿望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拥有强大权力的边境将佐辖区内治民，唯有通过这种软的颂扬来曲折地规范军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让军队在调发民间资源时哪怕有一点收敛，这种立生祠树功德碑的奉承还是划算的。尤其是碑文归结了地方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重民保民，军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长久。如碑文所总结：“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这种曲折的智慧本为古代官/民、上/下间的一种普遍情况，只是在蜀口这种特殊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