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由时间、空间这些“先天的感性形式”（康德语），以这些基本感知架构“切割”后形成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中，无论宏伟的政治抱负还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时空坐标的预设中展开的。从政治的层面讲，国家权力结构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预设上面，自上古时代起，古人就从星空的运行中寻找世俗权力的基础，并力图证明帝国权力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运行、四季更替一样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以此神化世俗权力，从而建立起一套解释宇宙生成演变，论证王朝合理性的政治神学。掌控时间划分规则的权力，是一个文明得以成立并保持影响力的基本前提。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伟大成功之一就是消灭了不同文化对时间多元性的理解和感知，以线性矢量时间观念取得了为时间命名的权力，这种时空特性与进步等观念形态紧密相关，现代国家边疆形态就附生在这些现代性的基本架构之上。边疆形态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理所当然的那种状况，它们是和某种文明形态联系在一起，是从这种文明形态中生长出来的，是特定文明形态的展开形式之一。尤其是文明形态中具有基层架构的时空观念对边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归根结底边疆是一种权力位置关系的标识，存在于特定时空之内。反思不同时空文化背景对不同边疆话语形态形成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些不同边疆形态和边疆话语理论，并探索其交流、对话和理解的可能性，从一个更广阔和深入的视角探讨边疆问题。
[1] 关于时空形态与文明转型关系的讨论参见[德]阿莱达·阿斯曼：《现代时间管理机制的兴起与衰落》，成都，四川大学演讲，2015-12-04；[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赵世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