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在国学的名目下，以史学为重心的中国学术呈现一大变局，这一关键性转折，所包含的问题极多，早已引起后世学人的注意。近年来，由于总结20世纪学术等各种机缘，有关问题再度成为学人探讨的中心。[1]不过，所论主要从学术研究本身及其背景着眼，各人的见解相异处亦复不少。而当时教育制度根本改变，大学分科教学的专门化、现代化与本土化，实为影响史学转向并造成流派分界的重要因素，前人则尚少具体论及。由此立论，可以进一步深入认识转向的成因、变化的阶段以及分歧的关键。
[1] 最近的论文，主要有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钱伯诚、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1～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1）；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4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