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经指出，近代史不易征信近真的要因之一，在于当事人往往将真迹放大。[1]曲笔与讳饰为历史记载中有意造成的变相，一旦相关人数稍多而又利害各异，所反映的史实不免依据各人的立场和利害而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伸缩，以致各人提供的关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图像无法重合，形成各种版本的“罗生门”。对此，后世史家本应收集比勘各种记载，去伪存真或伪中求真，以求接近事实真相。但治史之人同样难以避免主观感情，每每以所研究人物为中心取证，或替相关人物人为划定取信标准，结果史料的感情色彩通过研究非但未能过滤消除，反而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在学术领域若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则无是非可言，无信史可征。1926—1927年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即为典型个案。此事牵涉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林文庆、沈兼士、张星烺、刘树杞、秉志等众多近代学术文化界知名人士，背后还牵连“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冲突的夙怨，夹杂厦大教职员内部外籍与本省的明争暗斗，深一层考察，更有中国社会矛盾与学术转型的纠葛。剖析此案，不仅有助于认识同类事件，而且可提供方法的借鉴。
[1]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1册，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