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院的主干班底，几乎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其矛盾冲突的核心，也基本因缘这一人脉关系而来。
1926年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加紧迫害进步知识界，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不安于位，纷纷走避。新设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因为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兼职的林语堂移席厦大，担任文科主任，欲吸引人才以壮声势，趁机联络，结果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的一批北大出身者联袂南下。厦门大学公布的国学院首批新聘教职员中，林语堂、沈兼士分别担任总秘书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树人、顾颉刚、张星烺，考古学导师林万里，陈列部干事黄坚，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图书部干事陈乃乾，英文编辑潘家洵，编辑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后二人外，其余均出身北大，直接与北大国学门有渊源者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容肇祖、丁山等五人。[1]
人脉转移，矛盾随之。刚刚半年，厦大国学院就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宣告解体。其中的要因，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在其书信日记中记载和抨击较多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所谓“现代评论”派。相当长的时期内，循着以鲁迅为中轴线解释历史的框架，一方的陈述不仅是历史的证言，还几乎成了定案的判词。尤其是在顾颉刚的背后牵扯上胡适这一条线，更演变成阶级与路线的生死之争。近20余年来，随着观念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认识从两方面发生变化。
其一，对胡适的研究趋于客观，进而重新检讨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谈论较多，对他们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评介不足；而在指出他们分歧的时候，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又缺乏过细的分析”。论证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关系较好，互相敬重。此后因政治观点相左，才逐渐疏离直到对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