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后半生用了近20年时间致力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60％的篇幅。据说“在郦学研究中，以论文而言实无出其右”。[1]但《水经注》专家陈桥驿将历来一切郦学家分为考据、词章、地理三派，胡适却不归属其中任何一派，因而认为以其声名气派与实际贡献相比，建树实在不足称道。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也说：“胡适的研究，对《水经注》本身并无创见。”[2]原因在于其著述目的不在《水经注》，而是为了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胡适也没有获得预期成果，反而在研究群中进一步激起无休无止的论战，将郦学引向歧途，留下不少惹人非议的口实，以致有人指责其“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耗二十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亦费词矣”。[3]然而，问题在于，绝顶聪明如胡适，何以会穷半生之功力长期沉溺于此很难有个水落石出的扰人公案？如果仅仅从胡适的全力以赴和费力不讨好的结果看，岂非有侮辱其智慧之嫌？尽管学者已经注意探究胡适治《水经注》案的动机，却迄未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既然胡适的目的不在《水经注》，揭示动机的答案也就不限于公案之内。欲求真相，须另辟蹊径。在此拟借胡适考据如断狱之说，广泛搜求证据，重加审理，以图接近事实。
[1] 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二集》，6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2] 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139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3] 吴天任：《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之商榷》，汪宗衍：《赵戴〈水经注〉案小记》，均见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引自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二集》，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