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关于近代中国学术如何转承这一问题，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从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和方面提出了新意纷呈的见解。[1]而其中重要的线索，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变化。有学者认为：“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2]清代以来，中国学术由经入子入史，史学不仅成为学术发展的重心，而且起着中心的作用，所谓“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3]用傅斯年的话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4]说史学革命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动，并不为过。史语所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原因甚多，傅斯年手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简称《旨趣》）既是该所工作的纲领，也是对中外学术界发布的宣言。此文早已受到近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据以评论傅斯年及其所谓“史料学派”的成败得失。不过，仔细品味，其中仍有大量的重要信息尚未完全破解，而这些信息恰恰蕴藏有理解那一时期中国学术继承、转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
[1] 除各种近现代史学史、学术史外，另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