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我为一”观念的影响下，古代士人将自然景物看作是自由精神的同构体。士人阶层政治地位上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承担着文化，文化又赋予他们独立性、主体性与超越意识。因此，他们对君权的压迫较一般平民百姓更为敏感，这就使他们对精神的自由有着刻骨铭心的向往之情。对他们来说，精神自由就是摆脱外来压力，使个体精神获得无拘无束的舒展。借陶渊明的话说，就是摆脱“以心为形役”“陶然自乐”的心身和谐状态。然而如何才能获得精神自由呢？自然在这里起着怎样的作用？道家与儒家有着不同的方式。
道家士人对自由的追求是靠返璞归真，使心灵恢复本然状态的办法来完成。因此，自由即表现为自然。即所谓“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3]这种“道德”境界就是自由，也即人的自然。因此，对道家士人而言，自然万物莫不象征着人的精神自由。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田园居》）。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所写俱司空见惯之事，用语亦平淡如水，它们何以能为历代传诵呢？关键是其所写景物与所用方式体现了道家自然之旨，因而也就反映了心灵的自由状态。二位诗人一个以“但使愿无违”为处世准则，一个以“无闷征在今”为人生目的，自然而然的景物中蕴含着自由，蕴含着大道，以平淡无华的文字写出人生至境，这就充分体现了道家士人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苏东坡赞渊明诗“似澹而实美”，并提倡一种“枯澹”风格，就是悟出了这个道理。王国维把诗的这种境界称为“无我之境”，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道家士人以自然状态为人生理想、人格境界，故其为诗，多“以物观物”创“无我之境”，“我”即隐于“物”中，一草一木，都体现了天地万物自在性，也象征着人的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