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从先秦到清代，尽管在不同时代有着明显不同的特性，但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继承性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历朝历代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是大同小异的，因而他们的人格构成也是基本一致的。这个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自此之后，他们便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承担者。先秦士人在文化上的伟大创造为后世历代士人的文化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与逻辑起点。历代士人的文化活动，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对先秦士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选择、承继、弘扬、阐发。可以说，是先秦士人的文化创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赓续定下了基调。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士人没有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在不同时代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从而使文化在不断否定中前进呢？为什么中国士人那样乐于抱残守缺、笃信前贤呢？就主体原因而言，共同的人格构成正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我们只要弄清楚先秦士人阶层的人格特征，进而弄清这种人格特征是如何制约着以诸子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也就从主体的维度揭示了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为揭示古代文学价值观内在冲突的原因提供了理论前提。
先秦士人阶层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分化与改组的产物。群雄争霸、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士人阶层一出现便处于一种选择的冲突之中。一方面，他们有感于社会混乱无序状态，激发起拯救社会，重新建立社会价值体系的雄心。各诸侯国对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竞相招纳与礼敬，更大大增强了他们有所作为的志向与自信。士人阶层因此而对自身价值有了很高的估量。孔子在回答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指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并自称为“待贾者”（《论语·子罕》），而不愿做“系而不食”的“匏瓜”（《论语·阳货》）。孟子也说：“士人失位也，犹诸侯失国家也”，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在士人的自我意识中，出仕乃是自己的天职。这是士人阶层欲有所作为之心态的充分体现。但这仅仅是士人人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厌恶诸侯纷争、彼征我伐、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忌惮朝不保夕、荆棘丛生的仕途，因而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心态。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同是一孔孟，即有“仕”与“隐”两种相冲突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前提则是天下“有道”与“无道”。从这一选择的前提来看，士人阶层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尴尬的悖论之中：他们苦于天下“无道”，因而要靠自己的价值建构来施大道于天下，但他们却又将“有道”作为自己出仕的前提，这就又把选择的条件交给了客观境遇，从而放弃了建构价值体系的主动权。这一悖论正是先秦士人阶层，乃至历代士人阶层始终未能挣脱的魔圈：既要发挥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宏大胸怀，呼唤理想社会；又要将一切实现理想的可能性系于君主一身，期望有“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明君主君临天下。士人走不出这一悖论，他们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只好永远是发出虚幻光芒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