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阶层的人格冲突实因这一阶层特殊的社会地位而致。这个阶层总体来看是属于“民”的范畴。但他们又不同于农、工、商三个阶层，因为他们并没有社会分工所决定的稳定职业，故而大都没有“恒产”。他们能成为一个特定阶层，主要是由于他们秉承了共同的文化遗产，拥有知识。正是文化知识使他们具有了独立意识、主体精神与社会使命感。然而文化知识并不能自行转换为现实社会价值，这里需要政治和权力作为中介，而这恰恰是士人阶层所不具备的。于是其理想抱负与实际操作手段之间的背离，就使他们陷入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这是士人二重人格产生的历史根源。在孔子那里，如前所述，士人的二重人格表现为“见”与“隐”、“礼”与“仁”、“治世”与“修身”两种价值选择。在其后学那里就演化为“内省之学”——成圣成贤为主的一派学说和以事功——为王者师为主的一派学说。前者由孟子代表着，后者由荀子代表着。
据传统说法，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孔伋）的再传弟子。而子思受业于孔子及门弟子曾参。此派师承，学术界一般称为“思孟学派”。这一学派现存著作主要是《大学》《中庸》和《孟子》。其中《大学》传为曾参所作，今人多以为是出于战国时儒者之手。《中庸》传为子思所作，历来也颇有疑义。《孟子》则一般都认为是孟子下人与门人共同编定。这三部著作不论作者为谁，其思想确然是一脉相通的，可视为对孔子自救——修身思想的发展。
《大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八条目”。“三纲领”的核心是“明明德”，即发扬人固有之道德意识，或谓“善根”。“八条目”的核心是“修身”。何以见得呢？观“八条目”之序，“修身”前四项乃是修身的功夫，后三项乃是修身的结果。这里的“治国平天下”并非指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是指通过推己及人的修身进德功夫，使仁德广布于天下。所以“修身”一条实其关键所在。朱熹说：“《大学》重处都在前面，后面工夫渐渐轻了，只是揩磨在”[8]。又说：“《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许多事”。[9]此为知言之论。这“八条目”的理路正是要从修身入手，使人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使个体价值变为社会价值，也就达到了“平天下”的目的。这是儒家士人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学》说：“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10]，正是绝妙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