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屈原到王国维——对传统文人自杀现象的文化阐释
小引：士人的自救意识
考之中国历代史传，为了政治或伦理的目的而自杀的文臣武将为数甚众，但在那些精神文化的承担者——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文学家中，自杀者却极为罕见。究其原因，在古代士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自救意识实有关键作用。
自救意识是古代知识阶层——士人在君权压迫与社会动**的双重刺激下自然生成的自我保护、自我安顿的心理倾向。在理论形态上这种心理倾向表现为两个层面：对生命的高度重视与对心灵的自我提升。前者旨在维护个体生存，后者旨在安顿个体心灵。一为肉体自救，二为灵魂自救，二者相结合，便构成消解各种外来刺激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也成为消解自身自我毁灭倾向（死亡意识）的有效方式。
在先秦诸子中，重生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自觉意识。老子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此言圣人以置身于人后、处身于事外而求自存。老子倡柔顺冲虚之道，对个体而言，这首先是一种自存之术。在处世态度上，孔子自不同于老子，一进一退，一益一损，判然有别。但孔子的进与益同样以个体生命的自救为前提。他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此言乃赞弟子南宫适能于国君无道时自保其身。又赞宁武子云：“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愚”，正是在“邦无道”之时，士人的自存之术。可以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古训，是孔子一贯奉行的准则。其他如杨朱之为己，《庄子》之“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以及“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保身全生”之术，《吕览》中之“重生”“贵生”观念，都是先秦士人的自救意识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