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卓然秀出的“建安风骨”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当然是建安时期。然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建安风骨”却是一种不和谐的音调。它为六朝文学开了一个好头，但自正始之后，文学的发展却离“建安风骨”越来越远，完全走向另外一种审美趣味。“建安风骨”的悲凉慷慨到正始时已变为悲哀而玄远，到了晋初太康之时已转而为轻丽华靡，“悲”的基调已消失不见。再到西晋末的永嘉及东晋之时，晋初之华靡又为玄理奥义所取代，诗歌风格与“建安风骨”已看不到丝毫相近之处。随后，陶渊明的田园之作、谢灵运的山水之作、沈约等人的“永明体”以及流行于士族名士与皇室之间的“宫体诗”，无论其成就高下，一概与“建安风骨”大异其趣。这说明，尽管建安文学是六朝文学之开端，但其风格在整个六朝文学中乃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这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建安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在政治经济上是由东汉的君权中心状态向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与君权分庭抗礼状态的过渡；在精神文化上是由儒家救世精神与伦理纲常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向以老庄的自救意识与形上探求为主旨的精神倾向过渡。因此，士人心态也处于由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之理想向退而自保、顺性命之情的消极倾向的过渡。在建安诗歌中还保留了儒家传统的救世精神与历史使命感，故而悲而能壮、梗概多气。
（二）承前启后的“正始之音”
在六朝文学发展过程中，“正始之音”实有承前启后之功。在风格上它继承了“建安风骨”中“悲”的基质，在创作方式上继承了“建安风骨”不尚雕琢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始之音”在诗歌成就和艺术感染力上，才庶几可与“建安风骨”比肩。然而在“正始之音”中有两种新的特质却又开启了元康、永嘉诗风之先河。一是个体化情感的强化。它不再像建安诗歌那样以社会人生为本位，而是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这就暗示出后代诗歌追求形式的倾向。当诗人们在“太康盛世”的短暂安定繁荣的时期已无深沉的个体情感时，他们就只有在形式上下功夫了。二是玄学色彩。“正始之音”是在玄学初兴时期的诗歌，自不免受到此风熏染，更何况“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又恰恰是玄学第二期的主要角色。“建安风骨”“悲”而“壮”，“正始之音”“悲”而“玄”。这种“玄”的新特质在永嘉之后的“游仙诗”“玄言诗”中大大膨胀。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始之音”可以说是“游仙”“玄言”诸诗派之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