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在1857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文艺社会学命题：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比较，也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士人阶层的进取精神、社会责任感是不平衡的，而且常常相反。当士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而将其关注对象由外在现实转向内在精神世界之后，便往往能产生出丰硕的精神果实。对他们而言，先在的文化思想资料不是强制性地支配着他们，而是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而有目的地选择着。老庄之学在六朝时代获得复兴，这原因只能在士人心态中去寻找；文学在六朝时期方进入“自觉”的过程，这仅从文学流变的角度也难以找到有说服力的根据，也只有在士人心态的波动起伏中方可找到答案。从文学发展角度看，六朝时期是文学逐步走向成熟、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精神门类的时期，这便是“文学自觉”的过程。而从士人心态演变的角度看，六朝时期是士人由外向性的积极进取向内在精神世界转移的时期，这是一个士人主体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失落的过程，而且后者毫无疑问的是前者的直接原因。
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精神文化无疑主要是由士人阶层承担着的。于是士人心态便构成制约着文化学术流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许多文化史、学术史问题都必须从研究士人心态入手方可得到合理阐释。纵观历代士人，其心态之变化从根本上说无非是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的双重变奏，因为救世与自救正是士人阶层精神人格的两个基本维度。士人心态何时以救世为主，何时以自救为主则要看具体社会状况，特别是执政者对待士人的态度如何。我以为，从士人阶层的生存状况、心态变化角度来研究文化史、学术史问题应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虽着眼于主体之维，但又绝不忽略外部条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