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近年来，研究这种差异的文章不可胜计，我们仅从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念与自然观等角度进行一点简单的比较。
（一）认知理性与人格境界——中西文化在自我意识上的两种不同倾向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身本性、能力的自我觉察，它回答着人是什么，人能够做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这类问题。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标志，并由此引申出对人类社会及自然宇宙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这种自我意识—开始就表现在对人的认知理性的极度自信和自觉运用上。在古希腊哲学中，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都在苦苦思考着宇宙秩序与世界本原等问题，在他们看来，凭着人的认识理性是完全可以把握外在世界的，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尺度”即指认知理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意识到人的道德理性的意义，却没有将其置于认知理性之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恰恰是认知理性的外化形式。亚里士多德虽然综合各家之说，而他的侧重点依然是对认知理性的检讨与张扬。中世纪认知理性受到天启观念与宗教信仰的冲击，认知理性成为证明上帝存在样式的工具，这是认知理性的迷失而非丧失，在“唯名”“唯实”之争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它的存在。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18世纪的认识论直到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我们都可感觉到认知理性的强大力量。这期间，虽也产生了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但都未能撼动认知理性的主导地位。只是在康德那里，才清醒地为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划出各自的范围，从而真正给原本至高无上的认知理性以限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德成了现代哲学的真正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