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研究也存在着一种片面性，那就是过于纠缠其依附性而忽视其独立性。其实相对独立性恰恰是古代士人阶层，特别是先秦士人的一大特征，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士人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无法解释他们何以能够产生乌托邦精神，从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内在特征。那么，什么是士人的独立性呢？这是指这一社会阶层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社会政治系统的势力，并且具有规范社会的主体意识。相对于西周的士而言，他们这种独立性是极为明显的。士人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选择的自由性与对君主的规范意识。
西周的士作为宗法制度的一个固定的贵族阶层是没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的，他们只是被选择的对象。新兴的士人阶层则不仅为君主所选择，而且也选择君主。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孟子·万章下》）孔子所言乃士人对君主的选择，君主所行之道不合士人理想，则士人有不仕的自由；孟子所言乃士人对诸侯的独立性，即士人不能寄托在诸侯那里为其所豢养。士人在仕与隐上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在择主而事上有自己的自由，这当然就培养起他们的独立意识。士人这种选择的自由性是以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以及诸侯之间的激烈竞争为前提条件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使士人具有了选择的可能性，而诸侯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竞争又导致了他们对士人的急切需求，这又为士人的选择提供了有利条件。士人政治上无定主，经济上无恒产，可以说是自由之身。他们被抛入诸侯割据、纷争不已的社会，唯有自我选择才是其安身立命之途。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乃为其选择的唯一资本。仅凭这一资本，他们对诸侯国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盛衰。王充指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我们看一看春秋五霸的盛衰及战国七国争雄的史实便知王充此言并非夸张。那些有远见、有大志的君主们对此自然十分清楚，他们对民间那些握珠怀璧的有才之士无不极力收揽招纳，于是“礼贤下士”便真正成为一时风气。例如，秦穆公重用的蹇叔、百里奚，齐桓公重用的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人，鲁僖公礼敬的展获、展喜兄弟，均为沦落民间的有才之士。至于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齐宣王礼待稷下学士、燕昭王师事郭隗更是人所共知的佳话了。除君主外，许多大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也纷纷“养士”“争士”，最有名的如战国时的“四公子”、燕太子丹、秦相吕不韦等。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士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士人队伍也急剧增加。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王登任中牟令时重用士人，致使“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种情形当非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