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但却不是阳明讲会活动札根最深的地区，无论就讲学风气、影响实力、在地方社会中的代表性而言，浙中阳明学都无法与江右地区相提并论，这在明代学者间早已有共识，连浙中学者都承认。例如，王畿说：“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1]孙应奎也说：“若吾江右被道泽尤深，故学舍尤盛。”[2]尽管如此，作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阳明学在浙江仍然有重要的发展，尤其王畿对于良知学的诠释，虽然颇受争议，然其学术影响力——无论就思想层面或实际带动讲会活动而言——绝对是阳明学在晚明后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王畿对良知学的诠释及其对圣学工夫论的看法，与泰州学派有异曲同工之趣，而两者相互激扬，所鼓动的讲学风潮，更是晚明学术界的重大事件。王畿偕同钱德洪周游四方倡导讲会活动，也是使得阳明学快速在东南地区扩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浙中阳明学的师承脉络，黄宗羲和邵廷采（1648—1711）都指出了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1562—1609），再到陶奭龄（约1565—1639）的这条重要师承，[3]虽然这些学者对“现成良知”和“四无说”的坚持，以及逐渐深染禅风的讲学特色，并无法获得理学内部的一致认同，也无法完全涵盖浙江地区的阳明学和讲会活动，学者对其批判之声也始终不断，但其所具的影响力与代表性则毋庸置疑。而其所引发的学术对话——无论来自江右学者、东林学者或浙中刘宗周学门的批判——也足以显明阳明学在浙中地区所具有的多元性与能动力，此均可见其在整个晚明学界不可忽视的学术影响力。[4]
本章并不拟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的思想传承来讨论浙中阳明学，也无法涵盖浙江地区所有阳明学者，或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仔细分析，而是希望通过整理大量浙江方志与理学家文集的史料，掌握阳明讲学活动在浙江地区发展的主要状况与变化，且勾勒出不同区域讲会形态与发展的差异性。另外必须说明的是，本章比前面两章在地理范围上涵盖更宽广，主要原因是阳明讲会活动在此地确实分布较广，绍兴府虽然有强劲的讲学领袖，也有著名的讲学中心，但却不足以代表浙江全地的讲学活动，且借由与金华府和衢州府的讲会对照，更能看出此地的不同讲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