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和下一章的讨论，主要希望能够呈现出阳明讲学在江左和江右所发展出的不同风格，以及两者之间互相激**、对话的情形。本章的内容主要讨论王畿、周汝登与泰州学者等江左学者的讲学风格，下一章则将以晚明江右讲学及其如何回应江左学风为重点。
我们知道从晚明以降，“猖狂放肆、冲决名教”便成了晚明阳明讲学者（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典型写照，虽然对于此“反传统”的历史评价，曾因着意识形态之不同，而有极大的变化，泰州学者从名教的罪人可以一变为追求自由、平等的近代化先知。[1]晚近的研究对于此历史的迷思已有许多厘清，除了批判套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进步史观的框架，和高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外，也着力于从思想者的言行、社会和历史的脉络中，发掘泰州学者符合传统的精神面貌。[2]李贽纵然有批判社会、标新立异的精神，却也有维护法纪、尊重帝制的一面；[3]颜钧和何心隐近乎侠者的风采，虽不是士绅的典范，却不离传统儒家致力于教化宗族乡党的怀抱与作为。[4]大体而言，泰州学者以讲学淑世，所宣扬的理念是孝弟忠信等符合传统的礼教与人伦，所展现的意图是，借讲学的道德教化改进社会秩序、重建宗族伦理并实践个人理想，而非反传统的革命情怀。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不只关乎思想的内涵或思想者所表述的意图，而有更复杂的社会性，一个行为的社会解读也是多元的，晚明阳明讲学所招致的批判及所引发的纷扰，并非纯因学者立场的差异而导致误解或排挤，或仅涉及理念落实过程中的落差，似乎与晚明整体的社会状况、讲学者的教化内容，及其所从事的讲学活动都紧密相关。虽然今天我们凭借以重建那段历史的材料都只是片断的，也无法脱离写作者的立场和主观判定，曲解和颂扬的成分亦随处可见，却不妨碍我们窥见蕴涵在这股讲学风潮中多样而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