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阳明学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除了思想内容反映了与主流程朱思想密切的对话之外，在社会、制度方面，至少有两个重大关键因素：一是当时主宰出仕与教育机制的科举考试，二是衍生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社会现象，即当时急遽增多的生员人口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冲击。下文便从这两方面来讨论阳明学兴起与科举文化间复杂的离合关系。
宋代以降，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取士的最重要途径，也因而主导全国的教育内容。[3]明代科举制度更是在其执行与内容上，发挥强烈的皇权专制特质。根据Benjamin A.Elman对明初君王如何运用科举为皇权效力的分析，我们看见：明太祖曾认为科举无法选出适当人才而停办科举达十年之久；删除不利于皇权的《孟子》本文，以《孟子节文》为考试范本；因本身对江南的仇视而压抑江南人的出仕机会，如不满洪武三十年（1397）参与殿试的52名考生均为南人，明太祖重阅会试考卷，最后选出61名北方进士。[4]这些现象显示科举并非单纯选贤与能的政策，在执行上不仅考虑政治地域的均衡性而严格规定各地中选名额，[5]也有因地域关系而造成官僚之间提携或排挤的现象，[6]更必须屈服于君王的意愿，为其政治利益效劳，因此是一具高度政治考虑和运作的选才政策，并体现皇权专制的特色。
考试内容方面，据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科举定式，“四书”以朱熹（1130—1200）《集注》为主；《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朱子弟子蔡沈（1167—1230）之《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1074—1138）、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7]程朱学派的诠释占极重要的地位，成为官方援引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摇身一变为程朱官学。[8]永乐年间（1403—1424），以程朱思想为标准修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之后又以此为官学标准读本与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9]不仅窄化、僵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权威树立了新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