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董澐和老师王阳明间的对话，说道出门见“满街人都是圣人”，[28]罗汝芳指着捧茶童子说道，[29]这些大概是晚明阳明学对于“圣与人同”最大胆、著名的说法。这些说法虽然可能带出将圣人平凡化、使道德标准下滑的影响，致使某些学行不佳的讲学者亦胆敢自称圣人，然而这样的影响并非必然的结果，也不是学者宣扬“圣学简易”的真正目的。张灏和王汎森都指出，在阳明学乐观自信的思想中，其实有着严格的道德主义倾向，及对自身罪恶的高度敏感。[30]亦即，在圣可学而至的前提下，成圣可能带给人极大的心理焦虑和高度的警觉，而非松懈散漫。又如上文所述，学者基于“传学脉”“觉众民”的考虑，认为必须打破圣人高不可及的形象，才能有效地说服人相信学圣的可能，因此在理解“满街人都是圣人”或“圣学简易”的教法时，实离不开对讲学目的与对象的考虑。而且这些强调“圣学简易”的文字，也须与另一些说明“立志”和“圣学工夫”的文字并观，对于学者们的圣学论述才能有一较全面的理解。
尽管“尧舜人人可学而至”是宋明理学的公论，更是阳明学的主要精神所系，但是孔子以降，千载不见一圣人，则又是个历史文化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要如何解释呢？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因为人不能知道自己可以成圣、不能真实立志为圣。关于前者，阳明学者努力告诉人要自信良知、宣扬众人与圣人同样具备良知；“立志”则是阳明学者教学的另一个重点所在。[31]
如果说学者在强调圣学简易自然时，多充满自信快乐的语调，那么在谈论立必为圣人之志时，则多批露圣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不可及，以及学圣“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艰难事实。其所谓的立志也绝不平凡，反而多带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高气象。下文先以杨东明为例，看他如何在不同情境下，或因听众不同或因焦点的转移，关于圣学的论述也有不同的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