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明阳明学者圣学教化的另一个吊诡，与其讲学活动紧密相关。虽然学者致力于讲学论述，但其对言说的活动和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持贬抑的态度，相信人的道德主体是超越语言的存在，最上乘的悟道是不由语言而默契道体，因此身体力行的求道经验是讲学的重点，自身的体验也成为圣学论述的重要判准。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学者勇于提出自己对儒家圣学的创见，对于不同宗教的理论和操练也持较开放的态度，一时各种会通或评比三教的看法纷纷而出，制造许多奇说异论和学术辩论。加上讲学活动兴盛，加速各种论述间的交流和衍生，故尽管阳明讲学者道德教化的理想指向朴实无华的三代、批判当代好高务奇的学风，其讲学活动却不免为当时立异好奇的学风推波助澜。就学术论述而言，各种推陈出新的学说和论辩频繁的现象，正足以说明晚明学界的创造力与多元性，但在重行道而抑言说的明代学风中，这种论述的创造性也多被贬为负面的，象征“处士横议”的战国气象，违离三代的朴实。
阳明学主要靠讲学活动传播而兴盛，因为涉及与官方和学术界意识形态及权力结构的紧张关系，以及传统文人文化变迁等因素，讲学的正当性与否，一直是个激烈争辩的议题。反对和批评讲学的声浪和朝廷的禁令不断，尤其张居正的禁讲更有一时的遏阻作用，不过讲学活动到了晚明益加勃兴，在生员过盛、科举日难、政治混乱、仕途险恶的晚明，讲学无疑成为许多读书人理想的寄托，尽管对于理想的构想可以极不相同。
在响应对讲学的攻击时，致力于讲学的学者当然要捍卫“讲”对“学”的必要性。一般反对讲会的论述，主要就言说行动所带出的负面影响立论，特别是将“说”对比于“行”，而将讲学贬为“空言”。主张只要在彝伦上实行，不需高谈性命之学，以免开出许多学术纷争，或者质疑参与讲学者的真正目的在攀附社会关系，不在学习。王畿曾列举当时人对讲学的批评如下：“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于此学者，以为迂阔臭腐，纵言空论，无补于身心也，甚或以为立门户，崇党与，而侈嚣哗，无关于行实也。”[63]记载在杨东明《山居功课》中的一段话，很可以显出批判者与回护者双方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