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着重内在道德意念，不以外在规范主导道德实践的看法，明显表达于讲学的议题和学者的实际修养工夫中，如论辩狂狷与乡愿，及着重在内在意念处省过等。[113]下文将从分析一个普遍出现在晚明的讲学中的议题——论辩“狂狷与乡愿”——来说明当时学风透显一种对于功名、乡评等外在评价的不信任感。此不仅呼应着晚明纲纪不彰、乡评不足据的历史图像，也可以说明，何以学者们在追求超凡入圣的历程中，经常纠合着严格自省和孤高自信两种看似迥异的气质。这些复杂的讯息，在个人的道德修为及响应当时学术环境时，又可能展现出如何不同的风貌。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朱熹注：“君子学以为己，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称焉，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114]显然认为“为善之实”，仍应相当地反映在社会的评价与个人功名勋业的成就上。王阳明则不一样，他认为“名不称”的“称”，意指“名称其实”，[115]君子所担心的是有名而无道德之实，并不以外在评价之名来论断道德之实。如此“名不足以显实”的想法，到了晚明更盛，[116]杨起元说：“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隐德阴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圣人之学乎。”[117]杨东明又说，好名之人，其行为必然为善不为恶，但圣人却不取，是因为好名者“炫伪”而没有道德之实，而且好名的念头，“终于纯然之体有亏”，亦即不纯的动机是求道的大障碍。[118]这样切断名实关联的看法，不仅表明了晚明某些理学家专注内心道德意念之真诚，也多少反映了他们自身政治经历的心得。
晚明热衷讲学的学者，无论思想的异同，其政治生命都相当不顺利，他们之所以投身于讲学，也多因为长期致仕在家，讲学成了另一种实现生命的方式。早期的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洪先如此，稍晚的邹元标、杨东明、冯从吾、邓以赞、查铎亦都如此。[119]在功名勋业不可成就的景况下，这些文人不仅重新思索经世的意义及人生的终极价值，也都各自采取行动来落实，虽然行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着重自身道德修养之实则是他们的共识。从严格的道德修养标准看来，官场上的应对运作都成了虚假害道的网罗，邹元标说：“吏曹假之所从出乎，假者，居其地，密情缛仪，送往迎来，厚同乡同年，旧僚旧交，预报升除，曲为应援，此感其小惠，彼称其厚德，是人亦得微名，仕途仕途，亦误采而用之。”[120]声名可能是一连串虚伪逢迎的结果，毫无道德之实。[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