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Dardess在其对泰和县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研究中指出，16世纪的泰和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家族组织、观念的变化，泰和学者也因此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与关怀。在学术思想方面，Dardess选择分析罗钦顺、欧阳德、胡直等著名泰和学者，说明16世纪泰和学术声音多元、精英辈出，但基本上是以较个人的关怀为出发点，所诉求的学术认可也更宽广，已不同于明初泰和前辈较具地域色彩的关怀。换言之，晚明在泰和并没有出现具有地域基础的整体学术联盟或行动，或出现所谓的“泰和学派”。[1]这个观察当然有相当的正确性，随着明中叶以降交通管道的通畅、文人旅游风气普及、学术信息交流增加后所带出的学术冲激，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实际接触的范围，也重塑了人们心灵和观念的界域。许多学者们都不能无视于更宽广的学术社群间所进行的辩论，因此这种具宽阔视野和雄伟胸襟的现象，并非只限于泰和一地，而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晚明学术场域中，阳明学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而从阳明学派建构和发展的历史看来，也可发现“地域”因素并不能充分涵盖学术倾向，学派认同所强调的是一种致力于圣人之学的志向，乃是具跨地域性质的。虽然随着时代推进和学派发展，当阳明学传至三四代之后，地域学风的影响确实比早先更显重要，但也没有完全抹杀学派所具跨地域性的特质。我们从刘元卿、周汝登、孙奇逢（1584—1675）编纂的理学系谱中，便可清楚看出在这些晚明学者心目中，理学乃是一跨地域的场域。[2]
在晚明多元学术氛围中，同一地区其实并存着许多拥护不同学术兴趣的团体，理学只是其中的一支，理学家深切感受着他们是当时文人中的小群，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虽然这种现象和感受也有着地域上的差距。[3]因此，理学家们的交游以及认同归属感都倾向结合与自己抱持相同理念的朋友，其心理的或实际的连属范围通常是超越本乡本地的畛域。譬如，以杨东明的眼光看，万历年间具代表性的理学家至少包括：孟秋（1525—1589）、罗汝芳、杨起元、邓以赞、张淳、邵仰斋、[4]冯从吾、周如砥、耿定向。[5]这份名单当然不全，至少就遗漏了著名的理学家张元忭、焦竑、徐用检等人，不过已经充分显明他心目中跨地域的理学领域。而就当时讲会和实际交友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各地学者们齐聚一堂的大型讲会，或者当时学者们交换书信、书籍、子弟教育，和书写墓志铭、行状的师友网络，都可见当时理学领域，既具有划限区隔作用的学派意识和表现，另一方面又具有跨地域连属的性质，当然这并不表示地域因素可完全被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