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31日-8月3日
第四届音乐家和舞蹈家医疗问题研讨会
科罗拉多州阿斯本
这个讲话代表我早期对音乐家未来的教育需求的看法。是在1986年7月31日～8月3日举行的第四届音乐家和舞蹈家医疗问题的研讨会上做的演讲。因此会提到一些从事音乐的形体和心理上的挑战。
同年12月份，这篇文章发表于表演艺术家医疗问题杂志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和矛盾的时代：
● 一位荣获普利策音乐评论奖的评论家对大都会歌剧院上个季度最后一部歌剧上演前五天对其音乐质量做出的评论。
● 美国教育部长威廉·伯奈特争辩到美国的大学是“与社会为战的城堡，是个以培养革命意识，阻挠政府行为，给权威抹黑，推动激进社会变革为主要任务的兵工厂”[1]。
● 一个对美国大学生做的调查显示学生们“在信仰上越来越保守，并对政治不感兴趣。大约70%的学生把赚大钱和成家立业列为首位。”[2] 他们最愿意从事的职业是商人。
● 百老汇托尼奖的提名委员会，也许开玩笑，曾讨论过在新戏剧类加入包括莎翁的一些作品的可能性。
● 纽约市曾作为舞蹈排练室的空间都被推广表演艺术的经纪公司所替代了。
这篇演讲的广泛目的是讨论音乐艺术和我们社会以及文化的关系。审视艺术家在今天的社会作为普通公民，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些年轻音乐家在他们成长期可能会经历的个人和艺术冲突。除此之外，我会就培养20世纪末表演音乐家的固有问题提出几个解决办法的建议。
我觉得一开始应该简要规范一下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主要题目。因为如果不相信艺术对我们社会的积极力量，也就没有必要研究艺术实践家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托尔斯泰在1896年撰写的《何为艺术》一书中，雄辩地阐述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定义。他写道：“唤起人们曾经历过的一种感情，一旦自己的感情被唤起，通过动作、乐谱、颜色，声音或者表达文字的形式，来把这个感情传达给他人，让他们也感受到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艺术行为。”托尔斯泰继续说：“艺术并非像玄学家所说的，是美或者上帝的神秘想法的表现；也不是像美学、哲学家们所说的，是人类释放多余储存能量的游戏；也不是人类通过外部迹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是生产好看的物品；更不是乐趣；但它是一种团结人类，以同一种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手段，是迈向个人和全人类福祉生活和进步中不可或缺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