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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翠微峰往山下走，应当是愈近城市，愈见烟火人家。由季子《西门》（《魏季子文集》卷二）一诗可以知道，由宁都县城到翠微峰，途中有水流、僧院。那水即龙变溪。也是在事后，想到，我本应走这一趟，由宁都到翠微峰，或由翠微返回宁都，而不是乘了汽车——尽管走在路上，所见必与诸子当年不同。
魏禧经了十六七年的山居，壬寅（康熙元年）前后，决定作吴越之游。
季子说叔子丙戌居翠微后，“岁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先叔兄纪略》）。乾隆六年刊《宁都县志》卷六《人物·隐逸·魏禧传》，也说其人甲申后隐居，“非祀祖不入城市”。事实却是，涉江逾淮之前，叔子不但参与清明的祀祖，且曾授徒新城，过瑞金，居雩都，还曾赴赣州，试图为杨廷麟迁葬。叔子授徒的水庄、曾灿“课耕”的六松草堂，都临近县城。上述《宁都县志》同卷说彭任“足不履城市”，却又说彭氏曾访谢文洊于南丰的程山，“未尝再适他域”；孙静庵《明遗民录》采用了这说法（第209页）——但南丰也是城市。星子的宋之盛，据说“足不入城市”的，也曾访谢氏于南丰。以宋之盛、彭任自律之严，仍不免一入南丰，也证明了此种戒律的难以严守。
其实诸子入城的理由很多，比如治病，或看护病人。曾灿诗集中有《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柬易堂诸子》（《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叔子后来因其妇缠绵病榻，为方便就医，“徙宅于近郊”（《祭涂母邓孺人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按近郊即水庄）。李腾蛟晚年因目疾而致盲，也曾一度住在宁都城中（《跋书归去来辞》，《草亭文集》）。城市的不能不入，还因了生计。“吾庐”落成之时，季子就说过，自己虽“志乐山居”，却因“饥来驱我”，不得已而“屑屑走市”（《与刘长馨》）。直到晚年，他还说“最爱山居好”，却不免要“三旬五入城”（《偶述》，《魏季子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