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国际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期间，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伊氏所说的，正是西方新文化史在当代的兴起与发展。
是的，在当今西方学界，正如当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的彼得·伯克所言，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过。在新文化史琳琅满目的背后，不由得令人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吗，甚至可以发出克罗齐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惊世之言。
当代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向，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史学内部的诸多元素与时俱进且相互作用，不断促进史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旺发达。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由近溯远，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近现代自伏尔泰、基佐、布克哈特至赫伊津哈等史家的“古典文化史”的研究，自然与当代新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等新文化史名家对上述他们前辈的研究成果都十分注重，并持赞赏的态度。倘由此上溯，当今的西方新文化史不也是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奠定的社会文化史范型的一种遥远的回响吗？
从共时性来看。当代西方新文化的兴起也与其时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势与史学取向等休戚相关。比如，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风行以及历史学的跨学科发展趋势等等，上述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互相呼应，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就支撑与促进了新文化史的方兴未艾，那就是如李剑鸣教授所说的那样：“重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果如是，在他们笔下的英国劳工、山区村民、学徒工匠、磨坊主人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就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和令人称羡的文化景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