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德国学术对寅恪的影响，一般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的经历，其实我很想了解寅恪先生在德国的学术经历是否对他后来转向中古史特别是唐史研究有潜在的影响。因而这一节将主要探讨寅恪在柏林大学念书时其同窗白乐日学习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后来他回国后与日本唐史学者的接触，探讨寅恪在当时西洋和东洋汉学大氛围下所受的学术影响。换言之，我非常想提供寅恪在中国建立现代唐史研究轨范之前世界唐史研究的一个背景说明，并从中找出一些现代唐史研究发展的线索。
我想寅恪先生大概和他的柏林大学同学白乐日（Balázs István，1905—1963，后来常用étienne Balázs）在学术上相互砥砺。从寅恪论著发表的时间表来看，他1931年发表一篇唐史论文《李唐氏族之推测》，1933年发表两篇唐史论文，包括《连昌宫词质疑》和《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到1935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唐史的重要文章，涉及民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政治（《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经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宗教（《武曌与佛教》）、文学（《韩愈与唐代小说》）等诸多议题。考虑到当时寅恪先生的考证文字篇幅都较短，而一篇论文发表周期也不长，应该可以推测他将治学重点转向唐史不会早于1931年。从寅恪发表这些文字涉及的议题来看，他很注意政治与经济、宗教之关系，而当时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学弟白乐日已在其博士论文中将政治、经济和宗教伦理结合在一起考察唐代经济史。除了议题之外，以方法和材料而言，白乐日的研究路径正是以韦伯之政治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为理论依托来研究唐代经济史，而他使用的材料，除了制度史、正史史料之外，也利用了少量诗文和敦煌文书。这些史料之运用也是寅恪治唐史之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