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文主要讨论了白乐日唐史研究的意义，但事实上寅恪先生对东西洋汉学的了解来源十分广泛，他对唐史研究的信息也包括来自日本学界的进展。我们知道他曾和日本学者多次晤谈，在研究中也常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他在写给王国维（1877—1927）先生的挽诗中特别推重所谓东国英儒藤田丰八（1869—1929）、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73]，这几位学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和王先生很熟的缘故，而且也是和王国维同一辈的学者，所以寅恪特别提出来说。梁启超生于1873年，王国维生于1877年，年纪比寅恪大十几岁，都很早出道，在学术上实际上算寅恪的长辈，所以其交往对象也多半是他们同时代已经成名的日本学者。实际上寅恪和其同辈人也有不少交往，其中包括一些内藤的学生辈人物。在中国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加藤常贤（1894—1978）[74]、玉井是博（1897—1940）等人均与寅恪见面晤谈，他们都参加了1930年5月27日徐森玉（1881—1971）、赵万里（1905—1980）、钱稻孙（1887—1966）等人在宣南广和居举行的宴会，仓石认为“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而吉川则认为“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75] 这些日本学者当中，加藤常贤系日本学士院松方基金会1927年资助来华留学，后来日本文部省又于1928年派遣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楠本正继来华，1929年派遣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来华。多位日本学者如加藤、玉井等人与中国学者联系密切[76]。吉川将寅恪和西田联系在一起，似乎更多在于强调寅恪的思辨和论说能力，而不仅仅是博学和对大量史料的掌握，毕竟西田学问的特色是思辨和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