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本章通过《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的记录提示了寅恪在德国一直作为东方学会会员与德国东方学界保持联系，尽管其地址屡屡变迁。据此可知，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初，仍继续和德国东方学会保持联系，维持会员身份，并捐赠拓片给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最后，从当时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可推测寅恪转向唐史研究可能受白乐日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当然这里仅仅是提出一个假说，以后或许能出现证实寅恪与白乐日交往的材料亦未可知。
总而言之，白乐日、玉井与寅恪的唐史研究至少在两方面存在一些共性。一是他们均有大视野，注重政治与经济之相互关系，注重社会阶级变迁与社会关系；二是他们虽主要关注唐代，但均注意从整个中古史去理解唐史，注意到应该将唐史与宋史联系在一起考察[104]。白乐日和玉井后来也均写过有关宋史的文章。寅恪虽未就宋史发表重要作品，但非常强调宋代历史的重要。
[1] 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10～22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 Yang Lu，“Narrative and Historicity in the Buddhist Bi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Case of Kumarajiva，”AM，Vol.17，No.2（2004），pp.5-6.此文中文版刊《中国学术》，2005，第23辑，30～90页。
[3] 不过，寅恪之学术在西文学术界的接受是个复杂的问题，具体到每个学术观点，应留给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去总结。
[4] 其学记见Wolfram Eberhard（1909-1989）：Sinologe，Ethnologe，Soziologe und Folklorist；Schriftenverzeichnis，zusammengestellt mit einer biografischen Einleitung von Hartmut Walraven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