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寅恪先生在哈佛从历史学转向古代语言学，1921年9月转到柏林大学之后，遂潜心东方学，学习各种东方古代语言。他回国后，很快声誉鹊起，尤其以通晓多种语言、且能运用多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而著称于世，在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季羡林先生后来介绍了寅恪先生留下的读书笔记本，也证明了寅恪早年所受的语言学训练十分严格，他非常广泛而深入地学习了相当多的东方古代语言。在中国学者中，他掌握的古代东方语言，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后来寅恪转向唐史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出版的唐代政治史两稿奠定了中国现代唐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唐史学界基本上在大方向上仍在他建立的框架下讨论各类议题，比如唐代统治阶级升降中所谓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权力的变迁，比如唐代关陇本位议题，又比如河北地区的胡化议题等。
不过，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如今治学，当以世界学术为背景，因此有必要对寅恪的东方学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略作一点参照，可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另外，寅恪先生虽然研究东方学，对西学也颇关注，因而本章第二节也对其论著和言论的西学背景略作考辨和提示[1]，或许有读者会感兴趣。
实际上，西方学者从其自身文化角度出发，早已提出寅恪先生学术中的西方影响，虽然难以确证，但值得重视，至少这提供了审视寅恪学术的新视角。比如，早在1953年2月，恒慕义（Arthur W.Hummel，1884—1975）便提出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对《长恨歌》的解读或许受到西方学界对柯勒律治所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研究方式的影响[2]，注意追溯相关的传奇、历史与文学。寅恪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特意提出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指出当时白氏《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实为一体，而陈氏之《长恨歌传》之与《长恨歌》之关系类似《莺莺歌》与《莺莺传》之间的关系，实反映出当时小说作为新文体之兴起，而此一新文体实可见作者之史才、诗笔及议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