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巨变。这种巨变除了传统政治秩序中的帝制面临危机之外，传统经济和文化秩序也受到空前的冲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和宗教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传统士人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的认识，不得不面对许多冲击。当代学术界对近代儒家的命运和变化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而对中国佛教所面临佛教教团在清末以来不断衰落以及传统佛教教义存在深刻论述危机的局面则讨论有限。
但是，儒家和佛教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非常不同，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在朝和在野的分别，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士人阶层与僧人教团的不同。僧人教团虽然有太虚等人要求教会改革而发出的“人间佛教”新声[1]，但以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思想状况而言，则其影响微乎其微。在俗信徒因为有著述、出版和与知识界的交往等方面的便利，其影响似还在出家人之上。这种局面和南朝时期约略有些类似，只是南朝时期僧人和士人交往的程度远较20世纪初期为深。虽然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在近些年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于复杂的近现代史而言，仍显得不足，这至少反映在这样两方面：首先是大多数近现代佛教的研究，未将中国佛教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近代宗教和宗教研究背景下；其次是对于这种背景下一些关键的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佛教的冲击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和仔细。
这里将主要以王恩洋的早年论述为中心，来看中国在俗信徒如何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这个研究并不以全面探讨王恩洋个人的思想为重点，而仅仅将他个人早年的一些论点置于当时世界宗教与宗教学发展的背景中揭示中国佛教在俗信徒所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括进化论问题、主体性问题、民族问题、世界宗教问题等，来看中国佛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此处关注的基本问题包括这样一些：佛教在西方作为他者被评论，而在中国作为主体如何被中国信徒认识；佛教作为宗教如何被西方评论，而中国信徒如何面对西方对宗教的现代认识；佛教学作为19世纪新型学科，如何被中国信徒站在自身立场来评论这一学科的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