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佛学的学术史研究最近二十年随着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逐渐开始被重视，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对学术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以下举出若干代表著作可以看出当代学术的一些走向。较早引起重视的一本书是1988年任教于昆斯兰大学的学者阿尔蒙德出版的《不列颠对佛教的发现》一书[1]，探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佛教的好奇和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和推测，以及英国传教士站在基督教立场对东方地区佛教的片面描述，批判了英国学术的殖民主义色彩。德国学者基彭贝格（Hans G.Kippenberg）1997年出版《宗教史的发现：宗教学与现代》一书[2]，引起较大反响，这本书很快出现了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译本。这本书回顾了宗教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研究了宗教学如何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史的转变，历史比较语言学如何造成印欧古代宗教研究的出现，以及宗教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与近代世界史的关联。1999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金（Richard King）[3]出版《东方主义与宗教：后殖民主义理论、印度与“神秘的东方”》再次检讨了殖民主义与宗教学的关系，讨论了宗教学的出现、东方圣典和世界宗教概念的兴起，“神秘的印度教”话语以及英国“对佛教的发现”，宗教学术与殖民主义政治的关联等主题[4]。2005年芝加哥大学专攻欧洲近代思想史学者增泽知子出版《世界宗教的发明：或欧洲普遍主义如何被保存于多元主义语言之中》检讨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普遍主义话语强势影响下的宗教研究中“世界宗教”研究的出现和兴起[5]。
在西方学术界，因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近现代学术特别是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出现和兴起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影响了西方近现代学者的许多认知和概念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色彩，如“东方”、“远东”等[6]。在中国学术界，所谓“东方”，无论是中原或蒙藏地区，都不是他者，几乎不可能单独发展出“世界宗教”的话语，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受近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影响，传统士大夫与留学欧美的学者在学术问题意识上存在千差万别，寅恪先生、胡适、汤用彤等人对宗教的兴起、对佛学的兴趣、对研究题目的选择和传统的士大夫学者如沈曾植等即存在很大差别。本章的重点是研究寅恪先生佛学的世界学术史背景及其与近代思想潮流的关联[7]。寅恪先生的主要佛学论文大多完成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期，这表明了寅恪早年的治学重心即是深受德国东方学影响的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