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首先要考察的是寅恪佛学研究中为人忽视的文献主义（textualism）倾向。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学术史，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以莱斯戴维斯为代表的欧洲佛教学家非常重视以历史主义的取径来研究佛教文献。当代文化批判学者萨义德认为这是欧洲东方学家的学术特色，他称之为“文献式态度”。而阿尔蒙德则称之为文献化（Textualization）过程，他说，“至19世纪50年代，佛教的文献学分析被认为是主要的学术任务。通过西方不断进步的对佛教文献的占有，佛教成为西方的物质上的占有物。通过这种占有权的价值使得西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控制着佛教。所以，西方在19世纪整个来说存在着佛教的文献化过程。佛教的古代文献被编辑、翻译和研究，被用来和东方的当代佛教表现进行比较。这种西方学者通过对文献进行研究得出的佛教形象和当代东方的佛教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24]
对南亚殖民地的佛教传统进行文献化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对文献的重视，对文献文本分析和解读的重视，对文献所反映真实历史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获得文献知识而取得重建佛教文明的权力。他们沉迷于通过阅读、解析出土文献重建“历史事实”，而这里所谓真实的历史实际上还是学者构建出来的历史，这些学者也常常忽视当地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当地人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也许是不够科学的、严谨的，不是严格学术训练的产物。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通过文献发掘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这实际上是通过学术活动获取一种话语权力，来实现对当地文化、文明的构建性阐释，而这些阐释，实际上不过是东方学家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的主观 “再现”（representation）。而这正是被后殖民主义学者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