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寅恪的佛学反映了欧洲东方学的文献主义和中国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近代中国并不缺寅恪、汤用彤等深谙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但中国没有建立印度学学术传统，中国也没有在寅恪和汤用彤时代建立梵文、巴利文学术传统。以寅恪先生而论，他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一生以文献研究为本，没有兴趣进行实地考察和对佛教的现实体验。作为曾留学德国学习过印度学的少数中国学者，他没有涉及当时欧洲和日本学者热衷的原始佛教和根本佛教的讨论。
寅恪的学术虽代表极强的德国东方学传统，确实有很强的文献主义色彩，但不可简单视之为欧洲东方主义的产物，更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相干。近代中国从未成为殖民地，中国学者在生产有关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的活动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寅恪的东方学实践虽带有文献主义色彩，他并非视中国、中国佛教为他者，相反他认为西域、蒙藏仍是中国之一部分，而中国佛教正是中国文化之重要因子。换言之，民族主义、中华文化本位主义情绪深刻影响了寅恪的学术问题意识。其实，中国学者没有特别注意原始佛教，盖因不太接受西方学者的佛教进化观点；另一方面又没有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教的热忱，故而也不关心所谓根本佛教。不过，如果按照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看法，德国的东方学实际上也是德国学者构建德国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92]，以建立德国和印度的历史、语言、文化联系而将德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也通过追溯印度宗教、文化、语言的起源，将德国宗教、文化、语言与印度的区别开来，而展现德国的新发展。换言之，德国的印度学、东方学实有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看待寅恪先生的东方学研究，实际也带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这与德国东方学在思想上则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