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的中古中国研究成绩斐然，他的种族文化观对当代中国中古史学研究影响甚大。他对于种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立场，即是种族不以血缘论，而以文化论，胡化之汉人如北齐高氏即是胡人，汉化之胡人即是汉人，如北周之宇文氏。在1941年刊行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寅恪阐述了种族与文化之关系。他说，“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即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62] 实际上寅恪早年在清华开的“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课即主要讲民族和文化，不过他所谓民族史实际主要讲边疆民族发展对中原的影响，如其所谓民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五胡之乱”、“六镇之乱”、“安史之乱”，而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道教”和“佛教”，而道教部分又特别注重所谓夷夏之争论以及道教与佛教之关系[63]。这些主题的选择似乎仍然反映寅恪之中华文化本位立场。
寅恪对种族和文化关系的论断和肇源于赫尔德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所关联。首先，从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来看，寅恪的一些论断不能不让人提到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起源的研究，安德森认为近代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使得生活在一块地域上的民众有着共同的心理文化特征，从而形成民族国家[64]。
近来更有学者指出，赫尔德的国家（Volk）概念可能非常近似于安德森所论的想象的共同体，但是更强调其文化特性。因为Volk和强调政治特性的Nation比起来，在赫尔德的论述中更特别指一个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在赫尔德看来，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民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65]。这似乎也较为接近我们读到的寅恪对中古种族文化的相关论述，寅恪虽然治政治史成绩斐然，极具卓识，但他在谈论中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时更多是从文化入手，表现在讨论政权较少，讨论胡化汉化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