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一语应出自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所用之Einfühlung一词。寅恪使用此词可能来自他自己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者是自己翻看西洋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密友吴宓的帮助，或是来自其在哈佛的师友白璧德。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寅恪显然对赫尔德的密友歌德十分熟悉，对欧洲古代史、近代史也不算陌生。我们目前虽然不能找到寅恪提到赫尔德的直接证据，但这种历史的内在联系正是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正如胡适先生所指出的，“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91]。因而寅恪与赫尔德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以合理的想象来建立。陈弱水先生在讨论寅恪之史学时特别提示其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认为研究者的想象力与感受力是求得真知识的关键因素[92]。
其次，寅恪的种族文化论可能也受到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启发，寅恪认为中古时代胡人南下给中华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赫尔德的民族文化价值多元与日耳曼蛮族南下为罗马帝国注入新鲜血液有异曲同工之妙，寅恪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算是一个异数，相当可能也受到赫尔德的启发。
其实，寅恪论自由之思想亦和赫尔德有相通之处。赫尔德继承了德国思想传统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思想之自由。正如拜瑟尔所说，“如康德、费希特、佛斯特以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样，赫尔德倡导从精神上保卫思想之自由，坚持没有政府能宣称对真理的垄断。”[93] 我们或许可以说赫尔德这种主张思想自由的态度也是他得到柏林激赏的原因。而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