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年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注意到他对民间文学如民歌以及儿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1]。大多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所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即西洋以泰勒（Edward B.Tylor）、弗莱则（James G.Frazer）、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为代表的民俗学，以及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学[2]。但大多数学者均忽视了周作人所受德国近代民俗学者特别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思想的影响。民歌即赫尔德所谓Volkslied。而美国青年学者李海燕近年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特意回顾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歌运动的联系，并把赫尔德看作是开创者，并指出德国的民歌运动影响了日本和中国[3]。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笔下的赫尔德。
而首先深入探讨周作人与赫尔德之间思想联系的学者是旅美中国学者刘皓明先生[4]。刘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探讨周作人1918—1921年之间在文学和哲学看法上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其所受赫尔德思想影响。他主张应将周作人这三年之间的活动放在浪漫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语境中来考察，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周作人的白话诗、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周作人文学中的超自然主义、超越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等议题。他注意到周作人早在1908年即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引用了赫尔德论民声的著作。他也注意到赫尔德乃是现代人类学先驱。通过讨论童话的浪漫主义起源，刘先生追溯了赫尔德对于古典神话学的研究，并认为周作人通过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吸收了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通过分析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中对赫尔德的介绍，指出周作人作为赫尔德的再生出现，周作人通过推动儿童文学和童话、民歌等活动，寻找中国文学中正统传统以外的选择，让中国文学重新恢复活力。